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季度论坛（2021年中期）于线上举行。针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相关专家学者发表了自己看法。中国宏观经济已经开启常态化进程，此常态化非彼常态化对于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高培勇指出，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已经开启常态化进程。这里所说的“常态化进程”，是指一种相对稳定的均衡状态。此常态化非彼常态化。已经开启的常态化进程，并不意味着回归疫情之前的相对稳定的均衡状态，而系经过疫情洗礼之后一种与疫情前存在着一系列系统差异的新的相对稳定的均衡状态。具体来讲，有两个相关判断：其一，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越来越凸显出安全发展的重要性；其二，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配置越来越凸显出围着市场主体的安全和发展而转的态势。第一，从目前来看，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与稳定性、确定性高度相关，决定中国经济形势走向的最主要因素是稳定性和确定性状况。经过这场疫情，中国的宏观经济越来越取决于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也是强调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意义所在。第二，谈到宏观经济运行和中国宏观政策的布局，都要涉及到其中的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提到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我们总要提到“三新”：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表面上看这“三新”讲的是不同的事情：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然而，三者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一条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逻辑线索。这条逻辑线索，说到底是统筹发展和安全。谈到立足新发展阶段，当然意指我们已经处在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起点之上，在此之上我们可以追求更高的发展目标。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是指，我国的发展环境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这种变化，概括起来就是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显著增加。因此，讲到“十四五”规划，讲到未来一个时期的发展，就必须把发展和安全一起谋划、一起部署。贯彻新发展理念，并不是以往所提及的10字新发展理念的简单延续。“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在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从2015年至今，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经过这场疫情的洗礼，我们的发展环境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面对发展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显著增加，在新的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一定有其与时俱进的全新内涵。这种全新内涵，体现在原来提出的“四个更”已经拓展为“五个更”：以前我们说要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今天已经在原来“四更”的基础上加了一个“更”——更为安全。所以，在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就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发展和安全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予以考量。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显然不是简单的“双循环”，目标显然也不局限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打通产业链、供应链。习近平总书记讲，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要实现自立自强？为什么在今天这个时点上提出要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这显然也是基于我国面临的发展环境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也就是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显著增加。在五中全会的文件中可以找到这样的描述：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场事关全局的深层次、系统性变革。既然是事关全局，显然它就不限于经济领域，也不限于宏观调控层面，会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各领域。既然是深层次的系统性变革，显然不限于政策调整，一定会涉及到一系列体制机制的重构。所以从这个意义讲，事情表现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上，问题的实质则存在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考量之中。从新发展阶段到新发展理念，再到新发展格局，贯穿其中的一条逻辑主线就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离开了这样的逻辑主线来观察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态势、来分析中国宏观政策的配置格局，显然难以得出恰当的结论。第二，由疫情发生以来这一年半的时间内中国经济工作和宏观政策配置的基本轨迹，可以观察到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我国的经济工作和宏观政策配置格局，很大程度上是围着统筹市场主体的发展和安全而展开的。比如在去年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用“青山”来喻指市场主体。去年的说法是“留得青山，赢得未来”；今年的提法是“青山常在，生机盎然”。如果仔细地体会一下“青山”的意义，便会发现，这样一种喻指实际是把市场主体的发展和安全当作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这是和以往很不一样的地方。近期中央围绕着市场主体的一系列文件和政策部署，给出的理论解释也是极具启发意义的。比如说市场主体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既然是细胞，它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意义和支撑性意义是十分显著的。市场主体兴则国民经济兴，市场主体好则国民经济好。不管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我们都要对整体宏观经济政策发生的变化做出非常重要的判断：这样一种变化会不会在“十四五”时期持续下去，会不会在较长的时间内持续下去。答案是肯定的，这是一种可持续性的宏观政策配置。从以上三个理由来看，提到中国宏观经济向常态化回归，这里的“常态化”一定要和疫情之前或者过去所认知的常态化区别开来，这种常态化和以往我们所说的常态化存在着一系列的系统性差异。具体来说，这种常态化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第一，在经济工作和宏观政策布局上要关注市场主体的发展和安全，不管是中央经济工作的部署还是宏观政策的布局，还是要围绕着保住市场主体、统筹市场主体的发展和安全而发力、布局，去评估政策的效应，这不是疫情期间的一种短期格局，而是很可能会形成一种长期态势，这种长期态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达成了高度的共识。第二，在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当中，安全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变量。我们在分析宏观经济和宏观政策时，讨论的宏观经济变量无非是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等。展望我们所说的常态化格局，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把安全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和因素纳入到宏观经济分析整体框架当中来。因此，此常态化非彼常态化，通过这场疫情我们得到了一些全新的认识，进而升华出全新的理念、思想和战略来分析未来的宏观经济形势，来分析未来宏观政策的布局，保证我们的分析更加契合宏观经济的发展现实。只有这样，我们的分析才能抓住要害，踩到点上，落到实处，不走偏，不走样。中国经济和政策是否已经回归了常态化？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认为，问题并不那么简单，还存在不确定性。可从五个维度来分析这个问题。第一，从新冠疫情发展的角度来看，目前全球经济和社会生活尚未恢复常态。当前，全球疫苗接种较为顺利，主要发达国家以及我国的每百人接种率均超过了70剂次，英美已经在100剂次左右。考虑到多数新冠疫苗需要接种两剂次，因此多数国家仍未达到全面免疫的水平，疫苗发挥保障作用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不可否认，疫苗的推广对控制疫情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印度等地出现的变种病毒加大了疫情防控难度，但我相信，目前全球各地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疫情防控能力。综合来看，疫情虽然仍未得到全面遏制，未来演化存在不确定性，新冠病毒有可能像流感一样与人类长期共存，但可以确定的是，全球经济和社会生活正处于向常态化回归的过程中。第二，从外部环境的角度来看，大国博弈带来的外部不确定性持续存在。我一直强调一个观点，即美国因素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变量。2018年，在中美贸易冲突爆发的背景下，我国宏观政策从防风险为主转向“六稳”即是一个重要例子。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特朗普政府时期那种激进的、极限施压式的对华政策有所调整，在部分领域也与我国有了一些合作，但合作效果尚不明显。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建制派的拜登政府注重修复与美国传统盟友的关系，意图拉拢其盟友共同遏制中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拜登政府对华遏制程度反而较特朗普政府时期进一步强化。因此，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依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第三，从部分重点领域来看，经济运行尚未实现常态化。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其修复的可持续性仍需观察。从出口来看，去年以来，由于其他主要出口经济体的生产受到了很大抑制，我国出口赢得了错峰发展的机会，但这种优势有可能随着全球经济的修复而弱化：虽然全球需求的增加有可能给我国出口带来一定拉动，但更大的可能是，海外生产的修复对我国出口带来一定挤出，加大我国出口增长压力。从投资来看，传统的依托基建稳增长的投资思路对需求的带动作用有限，且在当前优质资产稀缺的背景下，投资的效率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投资稳增长效应的发挥。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当前民间投资占比持续低于疫情前水平，表明市场化主体的投资积极性仍有不足，未来仍需将提升市场化主体的积极性作为政策重点。消费就更不用多说了，是三驾马车中恢复程度最差的，以两年平均增长率来衡量，至今尚未恢复到疫情前的常态化水平。此外，当前经济运行存在“宏观数据高增长、微观主体弱修复”特征，尤其需要关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给中下游的中小企业经营带来的困难。第四，从宏观政策选择的角度来看，应对疫情的超常规政策是否应该完全退出仍需观察。为应对疫情冲击，我国虽然采取了超常规的宏观调控政策，但出于防风险的考虑，我国的政策力度要远小于发达国家。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经济逐步修复，超常规的宽松政策也逐步向常态化回归。但在宏观政策向常态化回归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正视经济周期与信用周期错位导致的“双缺口”问题：一方面，虽然经济周期整体向上，但疫情导致的产出缺口尚未得到完全弥补；另一方面，出于防风险的考虑，信用边际收紧导致信用缺口，与经济周期向上存在错配。考虑到“双缺口”的存在，应对疫情的稳增长政策是否应在某种程度上延续，或者保留一部分结构性的政策，这是需要慎重考虑和观察的。第五，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角度来看，仍需坚持底线思维，做好应对极端情况的预案。在外部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我国提出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两个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尤其需要坚持底线思维，对我国“内循环”的发展状况做出准确评估，要明确在未来可能遭遇比现在更困难的外部环境的情况下，我国的“内循环”可以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可以承受什么样的压力，并做好相应的政策预案。综合以上五个维度的分析，我国经济迈向常态化仍需要多方面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并不是现成的，而是需要各方积极创造，这其中任一个维度的改善，要么需要宏观政策的理性决策，要么需要相关方付出更加艰苦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经济仍处于迈向常态化的过程中，要真正实现中国经济常态化，必然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免责声明：本文的信息、数据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在任何情况下，本文中的信息或所表达的意见并不构成投资建议。
